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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盛顿邮报上看到这个头条新闻，感觉很压抑，把他翻译出来，和你们分享。恕我没有太用心去组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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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Bahanuzi Mihigo来说，死神来得很安静。
没有路的丛林仿佛汪洋大海，这个小村庄则像漂浮在它上面的一个孤岛。高烧不退让Mihigo昏迷了过去，满身的传染病让这个36岁的农民躺在白色的医院旁边一顶帐篷下。
晚上有点凉，把Mihigo驱离家乡的战火显得有点遥远了。然而，没有了硝烟，战争在这个帐篷里依然阴魂不散。蚂蚁在床的木头桩子上爬来爬去，床上挤满了其他经历了长途丛林跋涉的虚弱的，快要死的人；得了疟疾，无精打采的三个婴儿；备受肺结核困扰而呻吟的妇女，还有一个人左手被感染了，肿胀得疼痛难忍。
Justin Balaluka, Mihigo的朋友，陪他整夜坐着，留心着他的每一点变化。他看上去苍老而疲惫，晚上11点前发抖得厉害，就像Balaluka说的，“他的魂没了”。尽管医生说死亡原因可能是破伤寒，Balaluka，这个和Mihigo 一起在丛林里逃跑了好几周的26岁年轻人却把这归咎于别的，“都是战争惹的！”
据某些推测，在过去十来年里，由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引发的战争驱使大量民兵组织越过国界线到达矿产资源丰富的东刚果，而至少500万的刚果民众在随之而来的冲突中死去。尽管冲突随着时间不断升级，消退，改变-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有八个国家参与进来，冲突也在大量不同武装组织之间不停分解-东部刚果累积起来的死亡人数却是二战以来最多的，他们之中大半不是死于枪林弹雨或大规模屠有暗香盈袖杀行动，而是冲突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通常人们开始于逃跑，穿越无情的丛林，结束于类似于Mihigo的死亡经历。在东刚果，人们的死因各式各样：疟疾，腹泻，无法得到治疗的感染和麻疹，饥饿，从年久失修的桥上掉下来，从陡坡上摔下来，还有带着再多活一天的希望饮用那些不干净的水。
很显然，人们死于冲突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整个村庄稀稀拉拉地分散在方圆几百英里内，在困难时期人们依赖的家族组织扩展得有点不那么靠得住。冲突让已经不再有效运转的政府医院濒临崩溃，留下布满车辙和杂草丛生的道路，使得Walikale这样的村庄里的人们无法得到任何外援。
现在，东刚果的冲突再次袭来。从一月开始，至少50万人们已经逃离了一场联合国支持的刚果武装反对卢旺达叛逃者的军事行动，这些叛逃者正在报复那些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一些年的村民们。针对这一事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会在本月前往刚果的正式访问中进行讨论。五月初，有叛逃者袭击了Busurungi村庄，Mihigo就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那里，大概离现在的医院75英里。我们所要说的Mihigo 的故事，由很多人，包括邻居，医生，照顾他的护佳节又重阳士的叙述拼凑起来，并且，就是从那个村庄开始！
尽管时不时地面临着居住在村庄里的叛逃者的危险，Mihigo当时还是过着相对健康的生活。他吃得还算体面，喝的是来自泉眼的自来水，还能去当地小诊所看一些小病。他被公认为一个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家好东西的人，也是一个愿意教那些想摸一把冲锋枪的年轻人怎么使枪的好老师。“他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个好生活，他是一个好人。”他22岁的邻居Amisi Tumusifu评价道。但今年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士兵们将叛逃者从Busurungi村赶了出去，但很快抛弃了那块地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们被授命保卫平民，但显然没能顾及到这里，叛逃者们怒不可遏地又杀了回来，烧掉村民的房子，并射杀逃难中的村民。
Mihigo亲眼看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杀害，但他自己设法和另外20个人，包括Tumusifu 和 Balaluka，一起逃了出来。他身上只有当时穿的那点衣服：一条牛仔裤，一件彩格子T恤和一双夹趾拖鞋。逃出来的这些人在泥泞多石的小路上走了几天，很多时候不敢出声，因为怕被卢旺达叛逃者听到。白天光着膀子和脚踝跋山涉水，晚上，他们就通常睡在树叶上。“我们被蚊子咬得要死” Tumusifu说，“下雨的时候，全身又湿又冷。我们吃的东西像猪食。”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可以吃到植物的根茎和木薯叶子，喝到河水。他们也碰上过一些很小的村庄，人们给他们饭吃，有些人当时留了下来。不久之后，这些跑出来的人就只剩下三个了：Tumusifu，Balaluka和
Mihigo。他们越来越消瘦，特别是Mihigo。
“他看上去这么累，不停的说着很多事情，战争啊，他的孩子啊，他妻子啊。失去最亲的人，这不是一个能随便度过的事情。我想这事真正伤到了他的内心。”Mihigo开始抱怨自己的头痛和疲劳，但三个人还是奋力赶路，最后在6月中旬来到了Ndjingala，离他们的Walikale村大概25英里远。有户人家给了他们一个房间，让他们休息了几天。但是没钱，Mihigo甚至还付不起买一点阿司匹林的钱，又没有家人的支持，他们三个人决定得迅速找到工作。
“我们没有肥皂，没有衣服，什么都没有。”Balaluka说，“我们累极了，但是别无选择。”
在这个地方，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就是拖100磅重的糖，啤酒和其他日用品经历两天路程，送到一个大矿坑，然后拖锡物质出来（锡通常用在手机里）--这就是那些给刚果国内冲突提供资助的非法收入。就这样，每一趟有几个美元，三个筋疲力尽的男人回到丛林里当起了搬运工。
Mihigo撑了几个星期，但是很快就病得不能走路了了。他的头痛加重了，还开始抱怨胸部和腹部也痛得厉害。他的高烧一直不退，直到他失去知觉。
Tumusifu 和Balaluka 把他带到当地的医疗中心，那里把他当疟疾治。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妙，护佳节又重阳士们把他转移到Walikaled的政府医院。他的朋友们凑钱付了路费，把他虚弱的身体送到了医院旁的一个帐篷里，这个只有一层的医院刷了白色的石灰，藏在棕榈叶的阴影里，从它1977年被建立起来就没变过模样。
从二月份开始，医院被数千从周围村落蜂拥至Walikale的难民们挤满了。他们接受免费治疗，但是当Mihigo到达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医疗用品了。
医院负责人向上面恳求得到更多药品，但是政府方面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而且输送药品补给的路实在没法走了。在Walikale村和省府城市Goma之间最快的路布满了一条接一条又深又泥泞的沟，里面经常爬动着叛逃者们，尽管两地距离只有250英里，却通常要走上一个月时间。取而代之的另外一条路只能卡车走了，马蹄形，2500英里，得花4天。
医院的医生们大部分靠救济勉强过日，从任职开始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一分工资，从上个月开始，他们告诉病人们得自己掏钱买药了。给Mihigo看病的Salumu Luhembwe，很快的诊断他得了严重的破伤寒。他的肠子上破了洞。“我们得给他动手术，”35岁的Salumu
Luhembwe说，“但是我们一点药也没有。”
如果Mihigo的朋友能找到麻人比黄花瘦醉药，抗生素，复水助剂，血液和一长串的其他东西的话，他也许有救，但那些加起来超过了200美元。“对于难民来说，别无他法。”Luhembwe过去给病人买过些药，但这次他也束手无策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家人能够凑到钱给他治病，但是他没有家了。真的，太悲哀了。”
就这样，三天过去了，Mihigo的情况越来越差，Balaluka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朋友颤抖着，越来越虚弱。“他的死是很多因素导致的—他离开了他的农场，他在丛林里得了病，他又到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看病，即使他是死于伤寒，但真正的杀手却是‘逃亡’”。
没有钱举办葬礼，医院的一个工人在医院旁高高的草丛和棕榈叶里挖了个坟墓，那里还有很多新隆起的土包。一大早，Balaluka和Tumusifu请了一个牧师来到Mihigo没有任何标记的墓前，牧师说了一些话让Tumusifu还能想起，那就是“安宁地走完了旅程“。
他们的朋友穿着两个月前从家乡逃跑时一样的衣服，被埋掉了。
